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順。
古(gǔ)之(zhī)善(shàn)為(wéi)道(dào)者(zhě),
非(fēi)以(yǐ)明(míng)民(mín),將(jiāng)以(yǐ)愚(yú)之(zhī)。
民(mín)之(zhī)難(nàn)治(zhì),以(yǐ)其(qí)智(zhì)多(duō)。
故(gù)以(yǐ)智(zhì)治(zhì)國(guó),國(guó)之(zhī)賊(zéi);
不(bù)以(yǐ)智(zhì)治(zhì)國(guó),國(guó)之(zhī)福(fú)。
知(zhī)此(cǐ)兩(liǎng)者(zhě)亦(yì)稽(jī)式(shì)。
常(cháng)知(zhī)稽(jī)式(shì),是(shì)謂(wèi)玄(xuán)德(dé)。
玄(xuán)德(dé)深(shēn)矣(yǐ),遠(yuǎn)矣(yǐ),
與(yǔ)物(wù)反(fǎn)矣(yǐ),然(rán)后(hòu)乃(nǎi)至(zhì)大(dà)順(shùn)。
關鍵詞:老子,道德經
這一章與上面一章一樣,都是上經第十五章的發揮。不過到了這一章就碰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一段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的人,素來認為老莊之道與儒家哲學思想是為帝王們鋪路,走的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沒有知識,越笨越好。所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文字表面上是說上古以來善于運用政治哲學道理的人,不是要老百姓智慧高,而是希望他們智慧低;好像老子就明白地這樣講。
智與愚“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他說社會人民之所以難治,是因為一般人知識太多了,如以提高知識來治國,那是“國之賊”,是錯誤的;不用智慧來治國,才是國家之福。照這一段文字解釋,很明確就是這樣講的。但是,大家忘記老子還說過“大智若愚”這句話,愚并不一定是愚笨。尤其古書上講到愚,往往不用“愚”字,因為愚有誠實、樸素的意思。所以,上古古典的書籍,“愚”字不太當“笨”字解,而是老子思想所主張的樸實、厚樸。
樸實并不是笨,因為一個笨人并不一定不樸實,但笨人會搗亂,會調皮,自以為聰明,便自作聰明。這些人大處愚笨,使小聰明,所以笨人做的事情,常會把人氣壞了?,F代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如此。那并不是樸實,樸實與“愚”與“誠懇”兩個字往往一起用。“愚鈍”有同等的意思,是非常純樸誠實的意思,所以老子曾講到“大智若愚”。后面第七十一章,老子有幾句話,下面先引用來解釋“智”與“愚”的問題。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他說真正智慧高到了極點,就是“不知”,不是真的不知,是好像不知,好像沒有智慧;也就是以前提到過的半罐水響叮當,滿罐子水就不響了。智慧到了最高時,似乎是“不知”。“不知知,病”,一般人就犯這個毛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自以為學問很好,智慧很高,“不知強以為知”,根本不懂而以為自己真的懂了,這是一個大毛病。“知不知”,智慧到了最高處,一切事情都知道了,心情反而很平淡,等于普通一個不知的人一樣,這是最上智的人。我們引用了這兩句話先來說明,現在回過來再看這一章,就明了老子所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句話的道理了。
我們的文化,過去有一個階段,文盲太多,鄉下沒有幾個人讀書,斗大的字難認識一擔。如果問他讀過書沒有,他說是跟孔夫子師母學的,孔夫子沒有教過他,這是以前沒有上過學的笑話。那個時候,滿地都是文盲,所以必須要普及知識,普及到幾十年以后的今天,真正高度知識教育沒有完成,只是增強了一般國民的普遍知識。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半通不通的,好像什么都接受。我們幾十年來,看過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一大堆刊物的小本子偷偷塞過來,許多人都偷著看,大家是生活在這樣的混亂時代,這樣的痛苦之中。這也使我們想到老子的話“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了。
老子這個感想也是從歷史經驗中得來,我們要注意的是,老莊與孔孟,都出生在歷史變亂的時代,他們連續經歷了一兩百年的變亂,比我們現在變亂的痛苦還要大。其實,真正春秋戰國的戰亂有四百年之久,什么人都忍受不了。再看世界各國文化歷史,各種思想的發展普及和蓬勃,都是在極變亂、極痛苦的時代。
我們中國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各家學術著作發達的時候,都在春秋戰國這個階段。因為變亂痛苦的社會促使了哲學思考,要追尋宇宙人生的奧秘,為什么上天生了人?人為什么那么殘酷?那么搗亂?那么痛苦?追尋究竟的道理,各家有各家的見解,就形成了學術思想的發達昌明。在文化史上,我國那個時代是光輝燦爛的時代,百家爭鳴,各家的思想正的、反的,亂七八糟的思想都有,目的都是救國救民,乃至救天下,每一種思想都構成了一種學術。
可是,站在歷史的觀點上看,這個慘痛的時代,許多人生命血汗的犧牲,才刺激了人的頭腦,產生各家的學術與思想。這個代價太大了,是許多活生生的生命換來的。由于老莊、孔孟都生在這么一個時代,所以讀他們的書,首先要真正了解他們的時代背景;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應該曉得這是一本在痛苦中誕生的書,不像是我們坐在冷氣房間,連只蒼蠅蚊子也沒有,一塵不染的舒適時代。因此,老子才告訴我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社會、國家、天下之所以混亂,就是意見太多。知識越普及,意見就越多,因而形成社會世界的混亂。
“以智治國國之賊”這句話,是講領導人思想的道德,當社會思想很亂的時候,唯一的辦法是不玩弄聰明,要非常誠實。我常說,幾十年來的歷史教育下,結果是人人玩聰明、動腦筋、玩手段,一個比一個厲害。年輕一代比老的一代更聰明,更厲害,也更麻煩,都到達登峰造極之勢。將來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誠實的人,因為大家都狡猾,老實人反倒受歡迎了。所以老子才講,“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從商鞅到劉邦到文景之治“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我們讀《老子》,不能隨便抓住中間一句話或一節,認定是老子的思想。讀任何書都要融會貫通,才能找出其中的中心點來。從表面上來看,可能認為老子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沒有智慧,好去統治,但這不是老子的意思。“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這兩頭的道理,一頭是智慧,一頭是愚笨,“亦楷式”,這只是現在學科學的一個公式,一個原理。“常知楷式”,要常了解這只是一個公式,“是謂玄德”,才會真正懂得歷史最高政治的標準,政治最高的道德標準。 以前討論《孟子》的時候,我曾提到過,戰國時的秦國,經過約一兩百年的努力,到秦始皇時代嚴刑峻法,法律之嚴密,無以復加。在秦始皇的上代,商鞅變法之后,用法制管理得非常好,國富兵強。后來因為政權的變動,商鞅垮臺后,要逃出秦國,在關卡拿不出過關的文牒;關史說,我們秦國的法律是宰相商鞅所定的,沒有過關文牒,誰都不準出去。商鞅自己造的孽,只好自受,被提回去受五馬分尸之 刑。實施嚴刑峻法的人,結果都很慘。 漢朝有些酷吏,史書上用四個字形容———“深文周納”,他們根據法律的條文,引用最嚴重的一面解釋案情。比如說,法律規定犯法判刑六個月至二年之間,其中有伸縮,可以放寬;但是“調納”者卻搜羅各種案例、條文,甚至與案情無直接關系的規定,以個人的主觀,將只要判刑六個月的案子,非要判人家一年不可。很周詳細密地把人拉進犯罪的范圍去,這就是一般酷束的做法。 我們中學的課本有《李陵答蘇武書》,李陵說不敢回來,因為這些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坐在辦公桌上,并不曉得前方的情形。我雖然打了敗仗,可是一旦回來,在法律之前,被那些酷吏弄其文墨,可能被捉拿,那就完了,所以不如不回來。由此可知“刀筆之吏,弄其文墨”,有時候比用刀殺人還要厲害。這說明了法制之下就可能有酷吏,有酷吏,自然會有嚴苛的結果。 高祖推翻了秦始皇的政權,一進咸陽就約法三章,簡單地說,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所以法令只有三條,不偷、不搶、不殺三件事,其他則馬馬虎虎。這一下子老百姓就舒服了。秦朝捆得太緊,放松就舒服。但是,漢朝的初年,政令太寬了,一直到漢文帝、漢景帝以后,慢慢地就需要收緊。再看歷史上清朝入關,由順治到康熙,比較寬松,那是因為天下尚未定,等到安定以后,乾隆、嘉慶開始,逐漸收緊法網。實際上,政治的道理是一種藝術,像打魚一樣,魚小的時候,網就寬松一些,讓魚慢慢長大,魚太多了,網就要收緊。所以搞亂的人太多時,法網就要收緊,只需輕輕一舉,便入網中,并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
了解楷式 知道變通中國文化中,法家主張法治,儒家主張禮治,道家根據老子道理,主張無為而治。這些主張,等于現在人的獨裁或民主,以及各種自由思想,不過都還在變化之中。其實都有道理,也都沒有道理,因為“此兩者亦楷式”,都是一種格式,一種原則,所以聰明與愚笨也只是兩頭的一種格式。人有時候過度用聰明時會疲憊;最舒服的時候,反而是腦筋不思想的時候。有人好像一輩子頭腦沒有成熟,笨笨的,忽然一念靈光來了,他就無比的高興。所以,這是兩個極端,不要“執一”,執著一端就錯誤了。老子要我們懂得原則并不是呆板的,要活的運用,所以“常知楷式,是謂玄德”,這也就是道德的運用。等于醫生的一把刀,看來似乎蠻殘酷的,但是這一刀下去是救人的,所以同樣的一把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智愚之辨,也要從這個角度去看,才會了解其中的區別。這也就是要活的運用,所謂活的運用,等于醫生治病一樣,這個時代犯了什么病,就用適合時代的方法去治。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在表面上看來,這與一般的常理、事理、人情相反。一個時代,當大家都在瘋狂地追求某些東西時,比方說追求民主到了瘋狂的程度,這時這個民主就變成問題了,可能變成歷史、政治、社會上的癌癥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如果一個領導政治的人不用民主的方式,結果會很嚴重。所以說,不可以違反時代的趨勢,必須要有方法,才能把時代的病態修正過來;這中間的運用,就在于自己高度的智慧了。所以,下面的結論是講這個道理,當善于運用智慧扭轉時代的病態時,“與物反矣”,就同人情事理上看起來相反;因為是相反,“然后乃至大順”,才能把過分的這一面拉回來走上正途。 中國的政治哲學,始終重視醫道,用醫學的道理與政治藝術相提并論?!?a href='http://www.robinhoodcdfi.com/guoxue/sanguoyanyi/' target='_blank'>三國演義》這部小說中,諸葛亮在江東談論政治時,就用醫學的道理做比喻,所以后來宋朝的名儒大將范仲淹就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名言。一個青年立志,就要成為救國家救時代,挽回歷史命運的領袖人物,不然就要做一個真正好的醫生。這兩個目的都是在救人,這就是“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