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1864年~1912年)近代詩人。字仙根,又字吉甫,號蟄庵、仲閼、華嚴子,別署海東遺民、南武山人、倉海君。辛亥革命后以倉海為名。祖籍嘉應鎮平(今廣東蕉嶺)。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臺灣彰化,光緒十四年(1887年)中舉人,光緒十五年登進士(1889年),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無意在京做官返回臺灣,到臺灣臺中衡文書院擔任主講,后又于臺灣的臺南和嘉義教育新學。
丘逢甲一生共寫過5000余首詩,傳世的現尚有3000余首,其中“懷臺詩”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他的詩都是有感而發,情深意切,絕無無病呻吟之弊,故能輾轉傳抄,廣為傳誦。即使在100余年后的今天,人們讀他的詩集,仍能激發愛國熱情,如臨其境。當然,除了真情實感外,“樂寧才子”的作詩技巧同樣是相當高超的。江泉的《丘倉海傳》對此曾概括道:“倉海暨內渡……日以賦詩為事,而故國之思,以及郁伊無聊之氣,盡托于詩。詩本其夙昔所長,數十年來復顛頓于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余,皆足以鍛煉而淬礪之。其所為詩,益蒼涼慷慨,有《漁陽參撾》之聲。又如飛免驃裊,絕足奔放,平日執干戈衛社稷之氣概,皆躍然紙上?!?a href='http://www.robinhoodcdfi.com/shiren/436941.html' target='_blank'>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中對這種豪放激越、震撼人心的詩風同樣有很高的評價,并稱丘逢甲為“詩界革命一巨子”。
愛國世家
生于臺灣省苗粟縣,可以說是出生在一個愛國世家,其先祖是為躲避戰亂而從中原南遷的“客家人”,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茍且偷安而舉族南遷。在長期顛沛流離的徙居生活中,他們不得不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斗爭,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慣和勇于開拓進取的精神,并且后代子孫牢記一條遺訓: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擾而輾轉南遷,所有后代子孫,不論落籍何處,都應勤耕苦讀,自立圖強。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時,因耕地狹小,無以為生,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過海,向臺灣遷徙,這大概是清乾隆中葉時期。到丘逢甲這一代,丘家在臺灣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歷史了。
1864年,丘逢甲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愛鄉思想、生活上則保持清樸風尚的鄉村塾師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樸剛正家風的熏陶和艱苦生活的磨煉,“幼負大志”,渴望報效國家民族。這一切對他日后的事業以及人生道路都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 丘逢甲自幼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在其父的親自教授下,六七歲即能吟讀、屬對。14歲時赴臺南應童子試,獲全臺第一,受福建巡撫兼學臺丁日昌注意,特贈“東寧才子”印一方,由此聞名全臺。1888年參加鄉試,中試為舉人。
第二年春,赴京參加會試(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中進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時丘逢甲年僅26歲,但他卻無意仕途,辭歸故鄉,專意養士講學,任臺南崇文書院主講,同時兼任臺灣府衡文書院及嘉義羅山書院主講。1892年,《臺灣通志》總局正式開設,丘逢甲被聘為采訪師,負責采訪、補輯鄉土故實,因此有較多機會深入民間,了解社會民情。這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正處在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之中,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使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樣的社會現實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悶和隱憂,他慨嘆道:“風月有天難補恨,江山無地可埋愁?!薄肮聧u十年民力盡,邊疆千里將材難?!彼A感到一場大的動蕩即將到來,自己雖隱身山林,專心教讀,但渴求報效國家之情卻熾熱而強烈。在他的書屋中,自書中堂“且看鷹翅出云時”,以明心志,時刻準備報效國家。
臺灣戰役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預見到臺灣前途危難,以“抗倭守土”為號召創辦義軍,自己帶頭變賣家產以充軍費,并動員親屬入伍。不久,160營(實際上經訓練的只有30余營)義軍成立,丘逢甲擔任全臺義軍統領(又稱義軍大將軍)。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國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丘逢甲悲憤交加,當即刺血上書,抗議李鴻章的賣國行徑。此后他多次聯合臺灣紳士向朝廷發出呼吁電,要求廢約抗戰。清政府不但置臺灣領土和幾百萬同胞于不顧,而且急詔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聯合一批愛國志士,與日軍展開抗戰。日本侵略軍進攻臺灣后,臺北、臺南和臺中的防務分別由唐景崧、劉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棟負責。由于唐平時放縱部下,紀律松散,無心抗戰,一與日軍交手,便節節敗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裝逃離臺北,臺北被日軍輕易占領。消息傳來,丘逢甲急舉義軍赴臺北增援,途中得知臺北已淪陷,唐已內渡,氣憤至極。日軍沿鐵路南侵直達新竹,丘逢甲率義軍與日本侵略軍血戰20余晝夜,進行了大小20多場戰斗,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終因“餉盡彈盡,死傷過重”而撤退。
1895年秋,失敗后離臺內渡,定居鎮平,往來潮、汕、廣州之間,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與康有為、梁啟超會晤。后順應時代潮流,從贊同維新?;手饾u傾向革命,掩護同盟會員的反清活動,致力于興辦學校,推行新學,培植人才。先后擔任兩廣學務處視學、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等。民國成立,以廣東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籌組臨時政府,被推舉為參議院議員。1912年初,扶病南歸,隨即病故。他臨終彌留之際,囑咐家人:“葬須南向,吾不忘臺灣也!”
黃岡起義
1907年5月,第二次黃岡起義失敗后,何子淵等領導人隨即返回梅州。不久,蕭惠長、江柏堅、姚竹英、張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頂茶場達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頂茶場住了半年多,蕭惠長、江柏堅住了四個多月,邱逢甲為了營救革命黨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動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來到石馬“順裕廬”跟子淵先生商討對策,后遇險黨人卒在何子淵、邱逢甲的疏通、擔保之下得以脫險。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頂茶場策劃“黃岡起義”行動計劃期間,為石馬私塾先生黃彩平題寫的屋名“遷善樓”墨寶,因刻石師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損了一角,這次子淵公又在箭竹頂茶園議事廳請邱逢甲即興揮毫重寫了一張。為此,黃彩平還特地減免了何家兩斗谷種的地租以表謝意。(遷善樓,光緒戊申夏月,邱逢甲書)
黃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滿清王朝所造成的沖擊卻堪與廣州黃花崗起義相媲美。正如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所言:“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
1904年春節,邱逢甲在箭竹頂茶場一共住了兩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間,特地以何子淵的字“東漢”為據,為子淵先生題下“光漢茶莊”和“淵廬”“順裕廬”等多幅墨寶?!肮鉂h茶莊”坐落在石馬鎮石馬圩“光記”商店對面,營業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淵的弟弟子韶負責經營,是箭竹頂茶在海內外的經銷母店,同時也是革命黨人的地下聯絡點。箭竹頂茶在清朝乾隆年間非常出名,行銷海外、南洋一帶。民國時期,淵公曾以此茶饋贈孫中山、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陳濟棠、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等名人,均贊不絕口?!皽Y廬”坐落在“光記”旁邊,建筑面積約50多平方米,專供何子淵在石馬上學的子孫寄宿及革命黨人臨時落腳之用。
不料,兩座極具歷史、文物價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土改”名義沒收,房契、地契被強制燒毀。打到“四人幫”后,石馬公社革委會又以何子淵家沒有“臺灣關系”為由拒絕歸還……
話說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興民學堂,不久便接到廣東省政府的調令,奉調廣東學務處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