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

宋初百年儒學復興的歷程是從重建道統譜系開始的，石介于儒道久喪之后力挽狂瀾，將北宋儒學的承襲脈絡直追系到韓愈、孟子，其開拓創新的膽識和功績尤值得后世肯定。石介以道統譜系的方式開始了“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的自覺努力，為北宋儒學的復興導夫先路。

石介是北宋慶歷之際為儒家爭“正統”、排斥佛、道二教和抨擊四六時文的思想家。關于“理”，“氣”，“道統”，“文道”等論對后來理學的形成起了篳路藍縷之功。所以宋代的理學家對石介的評價一向很高，如“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子語類》)“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朱熹更稱贊石介“發明一平政底道理”，是超過韓愈僅次于“關、洛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個“剛介”的有“不動心”的人等等。

道統論：

石介幾乎言必稱“道”，“堯舜湯文武之道”排列出了一個比韓愈要詳盡得多的儒家“道統”的名單，其中包括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些“圣人”(參見《徂徠集》卷七《尊韓》)，以及孟軻、揚雄、王通、韓愈這些“賢人”(《徂徠集》卷十四《與士建中秀才書》)。即“三才九疇五常之道”。道統思想是儒家對抗佛、道的重要依據，也是吸取二氏理論成份確立“道學”地位的奧妙所在。標志著由箋注到義理的過渡，從而完成了思辨體系的建立，為宋代理學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佛道的批判

石介認為：“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辨惑論》)表現了一定的無神論因素。

石介從維護儒家學說的立場批判佛、道，“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于是“圣人之道”中斷而“王道絕矣”(《讀原道》)。這不僅危害了傳統的儒家思想，而且危及到封建國家的政治，“有老子生焉，然后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去二畫本紀》)。“佛、老害政教”(《上范仲丞書》)

石還要求禁止淫祀、淫祠。所謂淫祠是指濫設的祠廟。這往往與封建世俗迷信的泛濫分不開。因此，歷代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無神論者大都對淫祀、淫祠持反對與禁止的態度，“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都是指禁除封建世俗迷信，石介把“寬賦”、“遏貪暴”和禁除“迷信”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三項同等重要的政治措施，只要把這些措施付之行動。就可以出現“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的理想社會。這一進步觀點，對社會大搞寺廟建設有積極啟導意義。

粗俗唯心主義

石介的哲學思想是矛盾的，他在批判佛、道的天堂地獄、長生不死的“怪妄之論”時，表現了一些無神論、唯物論的因素。但是他認為“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道是輔”“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不同意唐代柳宗元“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觀點，石介認為不合“圣人六經之者”，“天人相去其間不容發”。認為“天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從哲學角度為封建統治階級刑罰制度提供理論依據。“自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無他道也”。他提出：“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義擬焉”。“君統”與“道統”于一個道體，受一個原則支配。這一理學思辨體系，顯然是后來理學形成的基礎。

道氣性理

石介提出：“道”、“氣”概念解釋世界，“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有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窮、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城縣夫子廟記》)。道(或理)和氣形成了后來理學理論體系中最根本概念。

石介初步勾畫了道和氣的一個輪廓;道是高級的、主動的原則，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實體;氣則是低級的，被動的、缺欠的物質性的東西。

石介還提出“性”和“理”的學說：“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后物性遂……《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后人材美，《洪范》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道”的極致是“中和”，即“和，理之至道;中，理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然而，什么是“中和”?他解釋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也。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皆中節也。”

性、情問題是宋代道學家談得最多的中心問題之一，其總的傾向是把情等同于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來統馭情欲，也就是說人類的自然愿望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封建倫理。石介這里的論點雖然還只是萌芽，但與爾后的理學思想體系是一脈相通的。

神秘主義

石介論史，復古為則，開宋代理學家歷史觀的先河;但同時他也重視“運”和“氣”在歷史上的作用。他說：“圣人乘氣，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圣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至正之氣行于天地間，……有毛發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圣人乘之而王”。“運”、“氣”和圣人的出現都帶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隨后邵雍創出一套“元、世、運、會”的先天格式，再后的朱熹則構造出一套“理、氣、天、人”的系統哲學;兩人的歷史理論都比石介更進一步地以歷史循環論來論證其合理性。

民本政治觀

石介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中說：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仗摬豢删?，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

石介的民本論，反復引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認為“仁義”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誅除貪官污吏，盡管“殺傷雖多”卻是“仁”于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強調“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主張“息民之困”(《根本策》)。他甚至認為秦末陳勝是個豪杰，“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杰矣。”(《根本策》) 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對農民起義的領袖還有一點公允之論，這也是很少見的。

“豪強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矣'。(《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 石介把這些貪官污吏比作虎狼，以為必須予以懲治，他說：。只知虎狼有牙齒，害入不獨在虎狼，臣請勿捕捕貪吏。”(《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 對那些“無功而食”的大官僚，石介痛罵連禽獸也不如，他揭露這些“素餐尸祿”的腐朽官僚，不僅平時“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食，醉而眠，”而且“陳功勞，敘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責臣》)但當國家一旦有事，譬如說要抵御遼和西夏的侵擾，他們便“偃促君命，優游私家”，“稱才不稱任”?？芍^揭露形象深刻。

因此他主張裁革冗官司，澄清吏治，推行仁政。在《明禁策》中批評朝廷，“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茗皆有禁，布棉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幾乎一切與人民生活有關者皆有禁，唯獨“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則不禁，吏貪于下則不禁”，因此他建議“唯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這種批評是相當大膽尖銳的。

文學批評思想

石介不僅是思想家，又是文學家、文學批評家。他是宋初古文運動的提倡者之一，他對宋初浮華文風的批判和古文運動的提倡，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道統與文統一致的觀點，對以后理學家們的文學批評論有直接的影響。

宋初繼承了五代的陋習，在文學上占了主導地位的是以楊億(大年)為代表的所謂“西昆體”。 他批評那種文風造成的結果是“仁義消亡，圣經離散”，其患“甚于楊、墨。”他把文章視為儒教的工具。他與歐陽修、曾鞏一齊嚴厲批判 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怪說中》目的是“使有宋之文，赫然為興，與大漢相視，巨唐岡風哉!”(《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二) 他的文論：“學為文，必本仁義”。是為儒道服務的，他認為道統即文統，文統只是道統的體現，道統之外，無所謂文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文中子、吏部之道，”既是道統，又是文統。他的文統論又把文只限于儒家的幾部經典，“三皇之書”、“五帝之書”、《詩》、《書》，《守乙》，《樂》、《易》、《春秋》等等。石介的道，文一體論，為后來的理學家們所重視。理學家們的文學批評思想，如周，邵，二程、朱熹等等，基本上都是道，文一體論，強調文章要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內容，以道統為標準衡量文學創作。在文學批評史上，石介開了理學的文學批評的先河。

教育貢獻

石介的一生大多數時間是從事教育活動，開辦書院，主持地方學官，終其一生不遺余力。

景祐元年(1034)，石介調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

景祐二年(1035)石介在東岳廟(今泰安岱廟)東南隅的柏林地興建學館，孫復名其為“信道堂”。其舊址今在泰安城內岱廟漢柏院的南部。后來由于岱廟擴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廟院內，于是又到泰山中麓凌漢峰下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構筑廳室，聚徒講學，這就是“泰山書院”，又稱“泰山上書院”。

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徂徠山居喪期間，于徂徠山長春嶺創建“徂徠書院”以《易》教授諸生。

慶歷二年(1042)以后，石介、孫復相繼入國子監直講，太學興盛，弟子們也相繼出山為官，泰山書院主持乏人，漸趨衰落。明朝弘治年間，曾在其舊址重建書院，嘉靖間，為祭祀孫復、石介二人建有二賢祠，隆慶間，增祀胡璦，稱三賢祠。1995年泰安市政府把泰山書院修葺一新，重現古老風貌，與大興書院講壇有積極的意義。

泰山書院、徂徠書院的學風開宋明理學之先聲。尊師重道，不計較職務高下。當時孫復是一個累舉四次不第的秀才，落魄不得志。而當時石介卻早已進士及第，并且歷任鄆州、南京推官。二人功名及職務、地位諸方面都有高下之分。石介卻不以為高，卻推尊孫復的學問和道德，拜孫復為師。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這一根本思想,釋儒弘儒為己任。其思想雖不夠系統圓熟,但于傳統經學營壘中啟“好議論”之風,實開有宋理學風氣之先。他對后世理學發展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其思想學說“一出于孔氏”,抬升了儒學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學家繼續探討乃至借鑒的命題和思想萌芽。

泰山書院在講論儒家經典時已拋棄了漢唐儒者所孜孜的章句訓詁之學，而以闡發大義為主，并對經典傳注的不合理成分展開了批判和否定。

石介出生于一個“世為農家”“豪于鄉里”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其父石丙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進士，“專三家《春秋》之學”，“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石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二十多歲時，他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開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遺跡，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進南都學舍，跟隨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誦讀詩書。天圣八年(1030)，二十六歲的石介中進士，任鄆州觀察推官。

石介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生。故里在今泰安市徂徠鎮橋溝村。其地，負泰山、挾徂徠，汶水注其后，經其西，負山面水，環境優美。石氏家族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至石介時，家族日益繁茂，至其父輩已十六院。據歐陽修《徂徠先生墓志銘》，石介“世為農家”，父親石丙，“專三家《春秋》之學”，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御前擢第，仕至太子中舍”。石介少時所受的教育已不可考，但精通三家《春秋》學的父親對其以后的治學方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小官僚的家庭背景對其成長有著積極的教育意義。由于石氏是個合族聚居的封建大家庭。他為照顧家業，“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七)培養了石介自立和體恤他人的優良品質。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二十三歲，在應天府讀書求學于范仲淹。當時，晏殊知應天府，重視興學育人，且適逢范仲淹因母喪居于家，晏殊延請為應天府書院掌學。石介于此時來到應天府，從范仲淹學，受其教育和影響頗深，這為他此后能夠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得中進士，成為北宋初年重要的思想家奠定了良好的學識基礎。并因為有這一段從學范仲淹的經歷，石介在心里把范氏當成自己的道德和學問之師與益友、同道。由于范仲淹的聲譽，四方青年都紛紛慕名而來，一時出了許多人才。所以到了慶歷新政時，他們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積極支持者。

青年時代的石介篤志好學，清苦自甘。“寓學于南都，其固窮學，世無比者”。 王瀆聽說他貧窮，便把會客時的美餐送給石介，石介說：“早食膏粱，暮厭粗糲，這是人之常情。你贈送的美餐，我不敢受”，寧可貧食粗糲，以繼苦學。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石介游歷河朔。滿懷激烈心情作《過魏東郊》詩一首，對柳開極度追慕之情溢于言表。至譽為“事業過皋夔，才能堪相輔”。石介對柳開的贊美，不僅限于古文的道統方面，推戴他“著作慕仲淹(王通)，文章肩韓愈”;而且頌揚其武略：“帳下立孫吳，尊前坐伊呂。笑談韜鈐間，出入經綸務。”這反映了青年時代的石介，不惟具有齊魯之邦的古文傳統，而且不乏北國少年的尚武精神。“匈奴恨未滅,幽州恨未復”更是出于青年石介對于國家、民族命運極度關注和歷史責任的自覺。

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二十六歲，“進士及第”授將仕郎、鄆州觀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鄆州秩滿，調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舉應天府書院。通過士建中介紹，石介與孫復一見如故，景祐二年(1035年)冬，石介為其筑室泰山之麓，創建泰山書院(泰山書院在中國學術史和教育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被稱作是宋明理學的活水源頭)。此后兩人成為亦師亦友同道人。是年冬,杜衍推薦，石介辟為御史臺主簿，旋以上書“以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后”為借口，罷而不召。實際原因是新帳老賬一起算。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諫，“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仁宗皇帝趙禎少年登基，不免好色，而又自尊心極強。石介指責皇帝“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漸有失德”“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石介被罷，當此原因。

寶元元年(1038年)石介南京秩滿，以父年老(石父丙已七十歲)，代父遠官，遂任嘉州軍事判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寫了大量的即景詠懷詩歌。到任才一月，因母亡，即歸家奔喪。“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石介身在徂徠，心憂西北邊事，他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憂慮心情。“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依鋤西北望，涕淚空沾襟。(《偶作》)提醒朝廷：“吾嘗觀天下，西北險固形。四夷皆臣顧，二鄙獨不庭… …孽芽已滋長，蛇豕極膻腥。漸聞頗驕搴，牧馬附郊垌。”民族危機，憂心滿懷。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石丙亡故。居父母喪期間，石介在徂徠山長春嶺建“徂徠書院”開館授徒，以《易》教授諸生。

慶歷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因杜衍再次推薦被召國子監直講。于是太學大興，生徒由原來二三十人驟增至數千人，“從之者甚眾，太學之盛，自先生始。”(《徂徠先生墓志銘》歐陽修)。古文運動在國家最高講席蓬勃開展起來。

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人皆任高官要職。四人以天下國家為重，日夜謀慮，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撓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重命令”等十項整頓政事的法令，這就是“慶歷新政”。石介對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奮，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賦《慶歷圣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頌剛脫稿，孫復就對石介說：“子禍始于此矣!”

慶歷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韓琦薦之“直集賢院”。夏竦為解切齒之恨，便從石介開刀，進一步打擊革新派，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內容是革新派計劃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說不清，只好請求外放，變法遂告失敗。慶歷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誣陷搞“朋黨”活動，革新派相繼罷職，石介也在“朋黨”之列，成了眾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東鄄城縣北)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慶歷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于家，終年四十一歲。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當時，徐州孔直溫謀反，敗露后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這一招確實狠毒至極，宋仁宗便派官員去發棺驗尸，慶歷五年(1045)十一月和慶歷七年(1047)六月兩次下令核查存亡實況，有長者之風的知兗州杜衍、提點京東刑獄呂居簡和見義舍身青年才俊龔鼎臣具保，幸免發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大事件。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在慶歷六年(1046)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詩中寫道：“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書于蒼翠石，立彼崔嵬巔。”此詩呼天搶地，感人肺腑，后人稱譽：“英辨超然，能破萬古毀譽”。

石介去世不久，鄉人為他和孫復建“魯兩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